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，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。

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，正其心，养其性，故曰性其情。而董仲舒则强调，人性的善质或善端只有经过圣王的教化才能成为善、称为善。

程颐接着又说：其中动而七情出焉。……故必将有师法之化、礼义之道，然后出于辞让，合于文理而归于治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。性，人之阳气，性善者也。宋代理学家说性即理也（《二程遗书》卷二十二上）、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（《正蒙·诚明》）就是这个意思。荀悦对人性又有九品之分：性纯善的上品和性纯恶的下品各占九分之一，在性善恶混的中品里善多于恶者占九分之四，善少于恶者占九分之三。

下焉者之于七也，亡与甚，直情而行者也。生而有疾恶焉，顺是，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。孔子主张为政以德，认为执政者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有德者，而所谓有德就是指有仁德。

就齐家与治国的关系而言，齐家是治国的前提条件。此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之篇，美成王之诗也。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。曰：‘孝以事亲，而使一家之人皆孝。

而中国之儒家传统思想中，则自来即重视此点。这里以竹子喻君子，是因为竹子集君子之美德于一身。

为政者有仁德才能行善政，行善政老百姓才能心悦诚服，心悦诚服才能像流水归大海一样归顺你，像儿女对父母一样亲爱你。孔子称赞颛顼的德行符合仁的标准，有大仁，因而合乎民之父母的要求。朱熹在这里疏瀹澡雪比喻洗涤心灵，清扫精神的修养功夫。慈以使众，而使一家之人皆慈，是乃成教于国者也。

这表明了，在齐家的过程中，治国的道理已经寓含其中了，一家仁，一国兴仁。史传记载，武和有文才，守礼法，谨慎廉洁从政，宽容别人的批评，接受别人的劝谏，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，人们作了这首诗来赞美他。道学、自修，言其所以得之之由。君子必诚其意，内外一致，心广体胖。

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解曰：《诗》以绿竹之美盛，喻武公之质美德盛。言其德之修饬，有进而无已也。

也就是《礼记?儒行》所说的澡身而浴德，澡身就是洁身，浴德就是沐浴于德。仁人有了财富则务于施与他人，以此来立身立名。

上文‘大道，谓孝悌仁义之道，此言人君生殖其财，有大道之理，则下之所云者是也。君子以己化民，从民所欲，为民父母。《中庸》说：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下云"必慎其独"者，防其自欺也。君子有挈法之道，谓当执而行之，动作不失之。世道人心，上行下效，关键是看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说什么，做什么，提倡什么。

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，孔颖达疏：言人君行善于家，则外人化之，故一家、一国，皆仁让也。忠君是孝父的扩大，家与国相通，君与父相代，故形成了以忠孝治天下的政治文化传统。

君子在儒家人格层级中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，君子是儒家众趋人格的目标所在，而众趋人格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基本人格……君子为儒家理想人格中的枢纽层面，一般大众只要努力做到某些方面，就可以称为君子。李二曲讲的更具体，君子不仅指国君，任何一位官员如果能有至诚恻怛之心，把民众当成自己的孩子，生养抚育，以己之好恶，从民之好恶，就会赢得民众爱戴如父母，天下国家得以大治，山川草木也会充满生机。

强调君子无所不用其极，阐明新民的意思。子夏曰：民之父母，既得而闻之矣，敢问何谓五至？孔子曰：志之所至，诗亦至焉。

‘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，这却是说到政事上。后谓小人不慎独之弊，以警志道不终之士，尤宜愧此独知也。邵氏之意更强调独的内在性，并强调慎独主要是指内在的意念诚不诚。孔颖达疏:澡身，谓能澡洁其身不染浊也。

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与共之，犹虑有不获者，况皆不恤，而惟自丰殖，则民安得不困极乎。‘民之所恶恶之者，谓苛政重赋，是人之所恶，己亦恶之而不行也。

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。君子生财有大道，以财发身

其所谓如来禅者，单守一点精魂，岂不是自为？其所谓祖师禅者，纯任作用，岂不是为人？故佛氏者杨、墨而深焉者也，何曾离得杨、墨窠臼？……今人不识佛氏底蕴，将杨、墨置之不道，故其辟佛氏，亦无关治乱之数，但从门面起见耳。今人对泰州学派的理解多得自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，后者梳理刻画了泰州学派的学术谱系与思想形象。

在黄宗羲看来，颜、何等人掀翻天地，赤身担当的思想与行动风格正如祖师禅之当机横行、作用见性。耿氏之论隐含以目的为手段辩护之意，顺此不免一转而为祝世禄主在道义，即蹈策士之机权，亦为妙用（同上，第928页）之说，黄宗羲批评此绝非儒者气象，而蹈释氏作用见性之辙，以机权而干当功业，所谓以道殉人，遍地皆粪土矣（同上）。儒学传统历来重视孝弟的社会政治功用，不过孝弟如何转化为社会政治德行，其中问题仍然复杂。（参见《王阳明全集》，第114页）黄宗羲认为耿定向之失在误识此语，故而力辨良知妙用说非出自阳明。

就政治构建的基本逻辑而言，这显然已经超出乃至否定了资于事父以事君（《孝经·士章》），即从家庭伦理推出政治伦理的传统模式。方氏以不学不虑既可言理亦可言欲，故亟辨善源于理而非源于不学不虑的良知良能，以理为不睹不闻、莫见莫显的外在主宰。

阳明后学中，泰州学派无疑是一个论述重点。（同上，第917页） 黄宗羲无善无恶之辨的实质是对儒学的本质厘定与价值捍卫。

此外，卷首小序记录颜钧、何心隐、邓豁渠、程学颜、钱同文、方与时、管志道七人之思想事迹，其中程、钱、方为何心隐学友，邓为赵贞吉弟子，管志道与泰州本无师承，纯以决儒释之波澜（同上，第772页）的思想取向而收入。人能宏道，是至重者身也。